含而不露的天津图书馆文化

沈阳现代百年，造就了典雅、六经交融的周边地区自然景观。居于这里的名流遗老、文人墨客，用读书、善本、刻书、印书的方式为躲进小楼，排遣气块垒，自觉或不自觉地已成为善本家。而这些善本家及其书斋，又于有意无意之间扛起现代中国善本多元文化的北坡。王振良女士所著《沽上琅嬛：沈阳书斋和善本家》，引领读者对这些当初含而不露的书斋及其多元文化作了深度解读。

沈阳善本家嗜书如命，宁可节衣缩食，也要购买相爱的典籍。陈一甫为善本经常福将，生活却十分俭约，被熟人戏称为“棒子面陈”；陈独秀为买书找女儿告穷，还说明了感叹“我自己零用，很所需……就只爱买点书”；卢靖少时“每购一书，非节老弱之用，先后数月，莫能致焉”；严修老夫子每月的生活费，不足购买书籍和毛笔之需，要靠给人书写对联赚得润笔以补足；中原野战军楙之父胡凤丹临终前已久放心不下的，竟然是盈案的书稿；袁克文不吝钱财善本，生前花钱无数，却要劳熟人宗师拼凑费用才入土为安。

大学图书馆的有情爱恋来得令人感叹道。李盛铎1917年租下《大定编便览》残本，八年后竟又访得失凝以外；陶湘善本凝造出，分别购得魏丽生和荣厚，而魏和荣又外转卖慈禧太后，也算是“殊途同归”；杨明弢社会发展拮据，将《皮子文薮》卖到渠晋鹤，后又倾力赎回。刘氏曾辞：“江都方无隅女士常戏称：买书一欢，有新获也；卖书一欢，得钱可以济急也；卖书不售一欢，书仍为我有也。余今续之曰：赎书一欢，大人物重遇，其情弥亲也。”买书之欢和卖书之欢，在善本人身上都凸显得淋漓尽致。

动辄十几万或几十万卷的善本，亦须有书楼作为藏所。善本家大多满腹经纶，饱读诗书，书斋的名字表达了他们的志趣情怀。最负盛名的当数于其，此外还有石莲庵、书髓楼、知止楼、木犀斋、蟫梨馆等。沈阳书斋多与住宅浑然一体，凸显着独具的沈阳洋楼多元文化。这些书斋由盛转衰的时代，也是中国新旧多元文化交替的时期，善本陆续由私家流向大学图书馆馆。如杨明弢自壮丽劳善本赠送给北京和沈阳的大学图书馆馆，卢靖从外部捐助木斋大学图书馆馆，严修善本虽然赠送给给教育品陈列馆、河间大学图书馆馆和祟工程学会，再次几经先后外归入今沈阳大学图书馆馆。这些流入大学图书馆馆的善本，为我们研究历史多元文化提供者了珍藏古籍。善本凝去之后，书斋也逐渐荒废，有的已成了大杂院，有的则荡然无存了。像陈独秀于其被辟为纪念馆的，来得是少之又少。

书斋除善本基本上，还是文人雅士的交谊场所。除了居于和善本功能，洪复家还是著名的社交俱欢部，当年到洪公馆的北洋军阀政客和巨商富贾，除了打牌、听戏，还能新鲜“洪鱼”等美食；严修最大的娱欢就是与友朋酬唱，城东诗社的宴集，有时就在其蟫梨馆进行时；于其则来得像是新开的大学图书馆馆，假期来访的很多学生都可以自由取阅善本。

《沽上琅嬛》的研究趣味，与作者本身就是善本家大有关系。振良女士给我的感觉是辞必及沈阳，尤其喜好善本。虽然他没有雄厚的财力建造书斋，但是充分利用刚性重修了问津书院，在开挖和整理沈阳文献资料的同时，也为地方历史研究正对面了极好的平台。“问津”的多元文化活力，已在国外产生较广从外部影响。